近期，關於非法獲取虛擬貨幣行為的司法定性問題，引發法律界與實務操作層面的廣泛討論。邵詩巍律師在其研究中指出，對虛擬貨幣的財物屬性與數據屬性的認定，存在明顯司法分歧，這不僅影響案件的定性，也對刑事責任、民事追償以及金融監管提出了新的挑戰。在對該問題進行探討時，理解虛擬貨幣的本質特徵、法律框架及實務案例，對構建合理司法判斷具有重要意義。
首先，虛擬貨幣的屬性問題是定性爭議的核心。從傳統法律角度看，財物一般指可以被占有、控制並具有經濟價值的物品，無論是有形還是無形。而數據則屬於信息層面的存在，通常難以被直接占有或轉移。虛擬貨幣作為基於區塊鏈技術的數字資產，其交易依賴於分佈式賬本、加密算法以及網絡共識，既具有經濟價值，又以數據形式存在於技術系統中。這種雙重屬性，使得司法實務在認定非法獲取虛擬貨幣行為時，出現財物屬性與數據屬性的分歧。
從財物屬性視角看，虛擬貨幣能夠被轉移、交易、估值及變現，其經濟價值可以明確量化，並對持有者的財產利益產生直接影響。因此，非法獲取虛擬貨幣的行為，理應被認定為對財產的侵害。例如，黑客通過入侵交易平台將比特幣轉入私人賬戶，直接造成持有人財產損失，這種行為與傳統盜竊、侵占具有高度相似性。在多數案件中，法院依據財物屬性進行定性，可將其列入刑法規範下的財產犯罪，如盜竊罪或詐騙罪，從而實施追責。
然而，數據屬性的觀點則引入了不同思路。虛擬貨幣的核心在於分佈式賬本與密碼算法，其存在形式為數字化信息，而非傳統意義上的有形財物。從這一角度看，非法獲取虛擬貨幣更接近對數據系統的非法操控，而非單純財產侵害。部分法律實務認為，若僅依靠數據操作手段獲取虛擬貨幣，應當以非法侵入計算機系統或破壞信息系統等罪名處理，而非直接作為財產犯罪定性。這種分歧的存在，使得案件在量刑標準、證據要求和追訴路徑上產生不一致。
案例分析進一步顯示，司法分歧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。第一，對虛擬貨幣是否屬於「財物」的認定。部分法院傾向將其視為財產性質，依據財產犯罪處理；另一些法院則強調其數據形態，傾向以信息犯罪處理。第二，證據認定的難度。財物犯罪通常需要證明直接的財產損失，而數據犯罪則涉及技術入侵、賬戶控制及交易鏈路分析，證據獲取更加複雜。第三，法律適用標準的差異。財物屬性認定下，刑事追訴條件明確，量刑參考傳統標準；數據屬性認定下，案件可能面臨法律適用空白或參考信息安全法律條款的情況，量刑標準不統一。
此外，虛擬貨幣跨境特性加劇了司法定性的複雜性。交易平台、用戶和網絡節點可能分佈於不同司法管轄區，造成法律適用與追責對象的模糊。若按照財物屬性定性，跨境財產損失如何確定及追償，是法律實務亟需解決的問題；若按照數據屬性定性，對技術手段的界定、入侵範圍及責任認定，也需跨司法協作支撐。這種跨境與技術複雜性，進一步凸顯了財物屬性與數據屬性之間的定性迷思。
針對上述問題，邵詩巍律師提出了綜合建議。首先，法律解釋應兼顧虛擬貨幣的雙重屬性，既確認其經濟價值，保障財產權利，也兼顧技術形態，明確對數據操控行為的處理方式。其次，司法實務需要完善證據鏈路，包括交易鏈路、賬戶控制、密碼算法使用以及系統操作日誌，以支撐對行為性質的認定。再次，跨境合作與監管統一也是關鍵，通過國際司法協作和標準化規範，減少因司法分歧帶來的追訴障礙。
同時，對立法層面而言，建立針對虛擬貨幣的專門規範，有助於統一財物屬性與數據屬性的法律認定標準。可以考慮將虛擬貨幣列入廣義財產範疇，並附加技術操作條款，對非法獲取、操控和轉移行為進行明確規範。這既保護投資者財產權益，也為司法實務提供操作依據，降低案件定性分歧。
總結而言，非法獲取虛擬貨幣行為的司法定性迷思，核心在於財物屬性與數據屬性的交互與界限。邵詩巍律師指出，單純依賴傳統財產犯罪或信息犯罪概念難以完全覆蓋虛擬貨幣特性，需要法律、技術和司法實務的綜合協調。未來，隨著立法完善、司法判例積累以及技術手段成熟，對非法獲取虛擬貨幣的行為定性將更加明確，既能保障投資者財產安全，也能促進市場規範與健康發展。這一過程中，理解虛擬貨幣的雙重屬性，建立科學證據鏈和跨境合作機制，是破解司法分歧的關鍵。
